「萬座曉劇場」如何在萬華種下藝術種子？像小太陽般朝著每一個觀眾走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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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本文授權轉載自 Qbo 藝文頻道《【藝術開箱】紮根於萬華的土地，而後繁花盛開：當日光灑在「萬座曉劇場」》※

。文／陳怡慈

走入敞開的倉庫大門，推開厚實的黑色簾幕，眼前是一排約兩公尺高的黑色鋼架豎立，以及一條瘦窄的通道。在還沒辨認清情況前，經過兩次 90 度的轉彎，22 公尺 × 14 公尺大小的舞台赫然映入眼簾，左方是共七排的劇院座椅。你驚訝於這個大小等同國家戲劇院的舞台，與你的距離如此接近，同時恍然大悟，原來剛才是從座位區後方進入萬座曉劇場，初見的黑色高支架，正是座位區的背面。

劇場就是一段英雄旅程！從捷運站去看戲就像一場城市歷險

這個如愛麗絲墜入兔子洞般、又帶有點儀式感的進程，正是萬座曉劇場希望營造的氛圍。曉劇場總監鍾伯淵說：「劇場本身是一個當代的英雄歷程。我希望從捷運站出來就打造出一種儀式感，你會有個儀式性般的路線，然後進到這個魔幻的劇場裡。」確切地形容是，「從龍山寺捷運站出來之後，看到這片很不一樣的地方，走過這條小小的巷子，進到劇場看這裡的演出，整體讓人有種好像在做城市歷險的感覺……這個城市歷險是，你期待觀眾來這裡，感覺這裡的創作跟作品都會是很不一樣，很挑戰、或是很刺激的。」

鍾伯淵口中從捷運站到萬座曉劇場的「小旅行」，彷彿在形容一篇魔幻寫實小說，當然現實也與此十分相像。萬華這個區域有別於台北其他地區，乘載了太多的歷史記憶與文化，作為早期發展地，從成衣業、鐘錶業到各種基層工作的匯聚，萬華有著庶民對於它的詮釋與政府投注的各種城市實驗，光是將歷史梳理出來，本身就足夠滋養各式各樣戲劇與文學作品。

曉劇場自然也是汲取者之一。

將藝術「種」進萬華！藝術真的就是生活的一部分！

回頭細數，曉劇場在萬華已深耕十三年。這個「深耕」不單是形容詞，而是當萬座曉劇場開幕後，確實會有鄰居在倒垃圾時發現今日有演出，便悠悠晃晃地購票進到劇場看戲。這點會讓你驚訝，我們總是對萬華有個老舊或者負面印象，媒體報導、電視新聞畫面，呈現得都是萬華庶民或者雜亂的一面，很少人會將之與劇場聯想在一起。然而，曉劇場卻做到了「藝術即生活」，徹底將藝術紮根此處。

「藝術即生活」是所有接觸藝術教育者聽過不下千萬次的詞彙，但要實踐在日常裡卻非常困難，畢竟藝術總給人一種高大上的距離感。鍾伯淵特別提到自己在德國的旅居經驗，沒事就帶著劇本走去 Schaubühne 劇院的咖啡廳，隔壁座位常是劇場演員進來喝一杯咖啡，接著就去上戲了；也常遇到總監歐斯特麥耶（Thomas Ostermeier）在咖啡廳裡跟人談事情，這樣的經驗讓他知道，人們是可以自然地活在藝術的氛圍裡。然而台灣對於藝術的經驗太過束之高閣，就連小時候我們要上國家音樂廳或戲劇院，對於著裝需要多正式都懷著極大的心理關卡，何況要大眾體會到藝術充斥於生活。因此他對於萬座曉劇場的期待，有著打破藝術與大眾的藩籬、改變眾人心理的預設路徑，讓藝術回歸到生活裡。

要做到如沒有電視機的時代那般，街坊鄰里都將看戲視為日常娛樂，起心動念便購票入場，這個紮根並非一朝一夕，而是長期的積累。2009 年，曉劇場的成員們在萬華合租一間一樓兼地下室的老公寓，作為住家、排練場、劇場三者合一，鍾伯淵形容那是一個對觀眾來說很容易受到感召的場合，「因為團員們都住在客廳後面的房間裡，所以整個房子很有生活感。觀眾進來這個看起來很住家的空間，發現演員都在招待你、給你餅乾吃、問你要不要喝仙草蜜；但演出的前十分鐘全部人都消失了！這個時候我們會把觀眾導引到樓下，觀眾會發現：哇，原來樓下有這麼精緻的舞台，還是旋轉舞台！」

在萬華做公寓劇場的經驗非常好，觀眾訝異於這麼民宅的地方，樓下卻有著很劇場的氛圍；也是這個時期，曉劇場開始做在地文化紮根，他們一個個拜訪鄰里，做街友、性工作者、周邊產業訪談，之後再進階訪談地方文史團體，並參與地方戲劇教育，從而讓地方文化與劇團相互回饋養分。

從零開始，一點一滴打造自己的劇場

2012 年，曉劇場搬到糖廍里附近知名的華江整宅，這是民國六〇至七〇年代台北市整建住宅計畫之一，與西門町的中華商場同樣是住商混合宅。可惜的是，這系列的住宅實驗最終失敗，中華商場拆除、華江整宅沒落。陳舊的天橋、無法招商的二樓店面成為住家、串聯十四棟建築的複雜通道、封閉的氛圍，曾被導演林靖傑、柳廣輝等相中作為電影拍攝地點，甚至成為日本動畫《化物語》取景來源。曉劇場當時承租的住宅，一樓是店面，二樓是排練場，大家要從店面進來二樓看演出；他們也跟台北市財政局租借華江整宅的閒置空間，讓大家能在整個空間遊走串聯，做更為沉浸式的表演。

做戲、舉辦艋舺國際舞蹈節，有助於破除大眾對於華江整宅甚至萬華的刻板印象：這裡並不亂、也不可怕，不是一個該被汙名化之處，反而更能紀錄一個城市的歷史，以及它的多元性。

這種與萬華的緊密連結，在明華園將糖廍文化園區的倉庫租借給曉劇場時，激起了曉劇場團員們長久營運中型場館的念頭。鍾伯淵提到 2012 年時的第一次的使用，「因為我們跟明華園有鄰居關係（笑），明華園就把場地借給我們。當時的舞台就是明華園的排練場，我們是臨時搭建觀眾席的……所以我們也許願，如果有一天真的可以在這裡有個劇場，我一定會把觀眾席搭起來。」

明華園從 2010 年開始營運由台糖舊糖廠改建的糖廍文化園區，重新整理園區景觀與倉庫的使用，其中一個倉庫自然也成為排練場。曉劇場使用幾次後，發現這個場地很適合長期營運，如果能從「借」變成「長期租借」再進展到「承租」，那就太好了！這個向天許願的能量在十年後得到回饋（鍾伯淵笑稱這叫十年大願有成），因為明華園撤出，曉劇場能透過台北市「老房子計畫」，把糖廍文化園區的倉庫給承租下來！鍾伯淵提到，當時光是替萬座曉劇場買地板就很開心，舞台的地板也是曉劇場的每個人親手塗黑、買黑膠舖設的，這不只是租，完全是從零開始打造一座劇場。

前進國家場館前，先來曉劇場實驗吧！

不過，鍾伯淵對於曉劇場的願望，不僅是紮根於在地的藝術即生活，還有更多的是劇場界的相互扶持。有了在萬華的十三年經歷，而今營運萬座曉劇場，他對於場館營運有更深的感觸。鍾伯淵認為，台灣給國家級的場館期望太高、太有壓力了：既要代表國家的門面、又要培育創作者、同時也必須照顧票房，還得兼任媒體、藝術教育……如果探看國家級場館的企業人格，想必是身兼多職的過勞者。因此即便萬座曉劇場同為場館的任務與前者非常相似，卻也截然不同，它能做別人做不到的：22 公尺 × 14 公尺的舞台，可以成為台灣所有中小型劇團的跳板。

鍾伯淵的意思是，台灣很少有中型劇場擁有大型場館的舞台大小，卻只要負擔中型場館的售票壓力（兩百席）。因此所有中小型劇團在過渡到國家場館前，都可以先透過萬座曉劇場測試大舞台需要的設備、器材、燈光，以及在大舞台表演時，演員要多少能量才能傳達到觀眾席。當然最重要的，還是在減低票房壓力的情況下實驗這件事。

他認為這是搭建一個階梯。台灣劇場界以中小型劇團最為大宗，要怎麼互相照顧彼此、健全劇場生態，對於現階段的台灣相當重要。

不熟曉劇場的風格？沒關係，他們證明給你看

那對於萬座曉劇場自己的期待呢？鍾伯淵笑著說，作為台灣第一個劇場與劇團共生的案例，曉劇場希望能向大家證明台灣共生營運的可能性。藝術原本就是小眾市場，台灣作為島嶼小國，相對的藝術人口偏低，無法像歐美有足夠的人數撐起一個基礎穩固的市場，因此你常能見到大家花費好長的時間在工作，但演出時間只有一周。當這齣戲獲得好評時，重演機率很低，或者演好演滿了，但明年才有辦法再演第二次，只有大型團隊才有辦法一次北中南連續演出。

不僅如此，隔年重演時，作品需要重排（大家都忘記演出的感覺了）、道具要重做（沒有倉庫可以儲存），因此就算是舊作重演，整體看來跟新製作也差不多。曉劇場要做劇場與劇團的共生營運，就是因為要在這種艱困環境下，延續一個作品的生命力。有自己的場館，就能知道何時重演、有辦法事先規畫，能更周全地思索一齣戲的生命路徑。

「歐洲這些劇團，同一部戲可能演過五十場、一百場，甚至五百場，怎麼會不熟悉、不好看呢；但台灣沒辦法做到，因此想要突破台灣這種吃虧的狀況，劇場劇院共生模式是必要的。」這很像歐洲 inhouse 的團隊，幾部固定的劇碼不斷重演，只是上、下半年會各推出一齣新作。鍾伯淵說，這種作法同時也能讓觀眾更認識曉劇場的風格，「我用口頭說曉劇場的風格是什麼，那沒有意義；可是若你來現場看，就會知道：唷，這就是曉劇場！」因此一齣戲能演八場、十二場，重要性在於此處。